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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撒野:你所反抗的,正是你所眷恋的


2020-06-14


一直撒野:你所反抗的,正是你所眷恋的作者:小野 出版社:圆神 出版日期:2016/10/01

一直撒野:你所反抗的,正是你所眷恋的

CHAPTER1不是学校的学校

二十四岁那一年,我终于找到一家「不是出版社的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本书《蛹之生》,竟然误打误撞成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封面的书名和笔名都由爸爸用毛笔题字,这样的印记一直维持到我的第八本书《苹果树下躲雨》。我想用写作来荣耀自己的父亲,但是却不想用一辈子当老师来满足父亲的期待。我认为那是一种反抗,可是当我渐渐老去才发现自己所反抗的,正是自己所眷恋的。一切都因为爱。

如果我在师大毕业后一直没有离开教育岗位,我应该是一个充满热忱的好老师。出版第一本书的那一年,我在新北市的五股国中担任化学、数学和体育老师,那一年我成立班级图书馆、把化学元素表编成一首歌、从师大借了很多科学影片放给学生看、假日带学生爬山捕捉蝴蝶做标本。别的老师对我说:「老师不是这样当的,因为将来谁能继续教你的班级?而且你这样的热忱能够维持多久?」这些话提醒了我,所以服完兵役后我应徵上一所刚刚成立的公费医学院当助教,我把过去的讲义重新增删成第一本正式的「生物实验教材」,而我自己也已经出版到第三本书。那一年我才二十六岁,一年内得到三个文学奖。

我只当了三年老师,却当了一辈子的作家,当老师和当作家其实是同一件事情,都是想藉由传播影响别人。也许我想影响更多人,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当我即将出版我的第一百本书的同时,我也成为一所「不是学校的学校」校长,所以这辈子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我一直扮演传播者。师大给我最好的礼物不是那张可以保障一辈子工作的毕业证书和教师执照,他们给我最好的礼物是让我发现台湾教育制度的缺失,也发现自己可以与众不同。我可以勇敢放弃那张有很多保障的教师执照,成为另一种传播者,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生。

CHAPTER2在最不可能革命的地方革命

你说电影这行业很複杂,其实我觉得可以很简单。当许多人忙着做假帐时,我已经把革命的理想—记在大学时代生物实验的笔记本上,上面有我想要寻找的革命党员。我发挥了自己最擅长的能力:写作。我的任务是埋头写着一个又一个可以说服上级长官的企画书,其中夹杂不少美丽的谎言,像《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海滩的一天》《恐怖分子》《童年往事》。我们用文字引爆一场革命,在最黑暗的地方开了革命的第一枪。

你说国民党的中央电影公司是全台湾最不可能发生电影革命的地方,因为要通过重重监控、审查的难关,结果我们不但开了门也开了窗。当自由新鲜的空气从窗户飘进来,当所有正直善良才华洋溢的年轻电影工作者从敞开的大门大步走进来时,原本在里面的年轻人也得到了解放,于是一场像奇蹟般不可思议的电影革命就展开了。我和我的革命伙伴吴念真每天埋头写着厚厚的电影剧本,百分之九十丢进了垃圾桶,百分之十很幸运的变成了电影。我们一直写一直写,我写《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恐怖分子》,他写《恋恋风麈》《儿子的大玩偶》《海滩的一天》。我们兄弟俩常常坐在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等待颁奖人宣布谁才是最佳编剧。离开中影的那一年,我上台领了两座金马奖最佳编剧奖,其中一座是吴念真的,当时他在香港写剧本,那是他的第四座金马奖,后来他又得了第五座,他轻鬆的赢了我的两座。我们在中影一起工作的八年中,中影出品的电影拿下五届最佳影片,这纪录永远不会被超越,那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黄金岁月。

我们除了一直写还是一直写,那是我们创造新电影浪潮,改变自己也改变世界唯一的武器。没有错,我们是用一直写一直写的方式来进行革命。

CHAPTER3没有未来的未来

回顾过去的人生似乎充满了矛盾:考上公费的师大却没有继续当老师;拿到助教奖学金赴美留学却选择提早返回台湾,宁愿忍受别人否定和失业一年的痛苦,一切重新来过。在全台湾最大的中央电影公司累积了八年资历,忽然觉悟应该要趁年轻时离开。每一次的放弃和离开,都是因为相信会有更好的未来在等待我,等待我浴火重生。从一个风暴投入另一个风暴,我永远像是一个菜鸟,在没有未来的绝境中寻找出口,寻找自己渴望的未来。

我以为美好的仗已经打完,没有想到政党轮替后的台视和被迫公共化的华视,正在不远的未来等待我,我所凭藉的武器仍然是写作。过去任命华视总经理是总统的权力,华视公共化之后的第一任总经理是首度向民间开放求才,虽然免不了许多檯面下的政治角力和运作,但是董事会决定抵挡这一切。我决定接受挑战是因为考试的方式有写报告和面试,都是我最擅长的。读初中时我的导师金远胜告诉我,虽然我的学业成绩不是班上最好的,但是领导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却是最好的。我的国文老师朱永成告诉我,我一定会成为作家。于是我以每天写一页的速度进行我的「关键报告」。写作期间听到许多传言,说华视对外徵才是假的,各方人马早已暗流汹涌,人选早就内定。

我一度想终止书写自以为「伟大」的关键报告,觉得自己太天真无知,但是我又不想辜负了自己唯一的能力:用写作来表达自己的理念。我想起老朋友詹宏志在写「台湾新电影宣言」时的那句名言:「他们有盛宴,我们有墓誌铭。」喧嚣的盛宴过夜随风而逝,墓誌铭才会永远留在历史上,留在人们的心中。于是我认真的把这份关键报告完成,果然在自己人生的旅途中,用「写作能力」把握了那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的人生充满了矛盾,唯一不变的是写作,写作才是我真实的人生。当我在跨越不同领域时常常是一个没有经验的菜鸟,但是我却有一把锋利不寒光的匕首,在没有未来的未来中出击,每一次的出击都在为自己写下新的墓誌铭。

我差点跪求老闆给我们一次机会

谨以这个老故事和所有在工作上遇到挫败和徬徨的年轻朋友们分享。 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很有理想和热忱却常常被浇冷水?有些很棒的想法才提出来就被老闆打枪?你也常常萌生去意但是又不甘心,或是有不可言说的无奈?有的,我全部都有,就在我满三十岁那年,人生一片漆黑绝望但是我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和敌人拚个你死我活。我唯一的战略是忍耐,忍耐,忍耐。不放弃、不妥协,等待一次可以大展身手的机会。真的,一次就好。

在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聚餐接近尾声时,大病初癒的吴念真忽然聊到他三十岁和我共事的老故事。隔那幺久远,为什幺说起那些往事仍然咬牙切齿、悲愤填膺?是因为我们都成了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或是觉得曾经把美好青春浪掷在那些人那些事上很不值得?还是我们胸腔里的那一把青春之火尚未燃烧殆尽?全场数十个年轻人全都鸦雀无声。我默默看着曾经和我面对面坐在同一张办公桌长达八年的老朋友想着,光阴无情但是公平,而且会告诉我们最后的答案。

当时还在读辅仁大学会计系夜间部的吴念真,白天骑着摩托车去西门町中央电影公司当编审,但是所有提出的计画都被打了回票。后来才知道中影公司的上级单位「文化工作会」以中影过去拍片超支、票房失利为由,暂时停止中影所有拍片计画,并且进行检讨和整顿。年轻的作家兼编剧吴念真成为当时决心放手一搏的军人总经理明骥从民间网罗来的第一个「革命党员」。一年后,明总找上了我加入「革命」的行列,我是他心目中的「爱国青年」,他很放心把最核心的企画组交给了我。当时明老总最爱说的便是当年共产党如何打败腐败的国民党的故事:「一路逃窜(他们说是长征)的共产党逃到延安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们是怎幺样励精图志夺得政权的?你们就要用这样的决心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来。年轻人不要贪图舒服享受,不要计较薪水和工作环境,也不要因为一时的挫败就洩气。等到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天下就是你们的了,到时候要什幺有什幺!」

通常明老总很激动的说这些话时,都是在我们提出的拍片企画案被上级单位一次又一次的退回,或是我向他抱怨办公室太暗、空气不好,或是在工作上的重重限制等问题。如果我想再抗辩什幺时,他就会重複他戎马生涯中最悲壮的一幕:「当时许多国民党的将军都投降了,我知道他们是来劝我投降的。已经三天三夜没有闭上眼睛,当时我的精神已濒临崩溃。我以必死决心把两枝手枪都上了膛。要我投降是不可能的,那就一起死吧!结果他们知难而退。年轻人,我就是这样活过来的,你们这些痛苦算什幺?你以为我是那种轻易屈服的人吗?你以为我是随便找年轻人加入战斗行列的吗?我是真的看中你们有理想和热情,我在你们身上看到我自己,你们也是和我一样不会轻易投降的人,不是吗?年轻人?用一点智慧才能突围!」

每当明老总说到热泪盈眶时,我都乖乖回到位在西门町真善美大楼六楼,像共产党革命基地延安窑洞一般破旧阴暗的办公室,和吴念真面对面默默无言却一筹莫展。个性火爆的吴念真常常看到我面对上级单位的羞辱完全吞忍下来,他觉得该翻桌的时候就翻桌,大不了不干。我和正在读大学的吴念真情况不一样,已经结婚生小孩的我,才刚从纽约返回台湾,我的人生因为放弃继续攻读分子生物博士学位后,几乎已经没有退路,虽然热情理想尚在,但背水一战绝不投降的心情才是我最大的驱动力,我甚至对上级单位有了恨意,他们成为我真正的敌人。

一直撒野:你所反抗的,正是你所眷恋的

那一次明老总亲自带着我去文化工作会向大老闆做简报,报告《小毕的故事》《光阴的故事》和《儿子的大玩偶》等电影企画书,我差一点想跪下来哀求高高在上的大老闆说:「给我们年轻人一次机会吧?」最后我没有跪,面对敌人不能跪也不能投降。但是我真的用了一点智慧:我把《小毕的故事》包装成青年从军的励志片,把《光阴的故事》包装成三民主义建设台湾的政策片,《儿子的大玩偶》竟然和国父孙中山的理想扯上了关係。或许实在没有再退回我们的企画案的藉口,三部开创八○年代初台湾新电影浪潮的电影企画书被核准。走出文化工作会办公室,明老总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看吧,努力总是有结果的。」我仰望灿烂天空,差点想要跪下来大吼大叫说:「突围了!突围了!」

后来《小毕的故事》票房空前成功,拿下金马奖最佳影片。大学生重新回到电影院并且对国片刮目相看。在一次和大学生的座谈会上有学生问到《小毕的故事》拍摄过程,我曾经承受过的所有吞忍和委屈一次爆发,在众人面前痛哭起来。坐在我旁边的吴念真吓坏了,一脸错愕的说:「兄弟,怎幺啦?」眼泪无法停止的我在纸条上写了一句话:「原来一条简单的直线,我们却绕了好大的弯才到达。」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也好像绕了好大一个弯才有现在的民主自由和公民觉醒。每个世代的年轻人都要面临自己所处的时代,不管是大时代或小时代,面对不一样的艰难痛苦都得展开战斗。忍耐,用背水一战的心情不要轻言放弃。不要下跪,更不要投降。一定要相信,坚持理想者会赢得最后胜利。

痛殴和疼爱,他们都是我的国文老师

我读高中二年级时,有一段被国文老师兼导师刘道荃痛殴的经验,那种拳击比赛式的打法相当恐怖。透过一次又一次的书写这个故事,每写一次就把老师体重增加十公斤,从八十公斤增加到一百公斤,青春时的疼痛感觉也许在情绪的宣洩后比较淡了,但是岁月却像一条湍急的河流不停的沖刷石头一样,那件发生在青春期的故事,在我初老时又有了全新的观点。

回忆当年在教室座位上挨打的那一瞬间,我问自己内心最深刻的痛苦是什幺?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是所有同班同学都沉默的低下头,没有人敢吭声,也没有人为我说句公道话。只有坐在后排的阿雄,在老师说要开除我然后离开教室之后,他从后排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我看了他一眼,我的眼中没有泪水却有熊熊怒火。我看到阿雄眼睛里有一种不捨和同情。后来阿雄在週记上替我解释,认为我在小楷簿上抄法国小说《红萝蔔鬚》纯粹只是顺手拿来就抄,并没有藉此讽刺老师的恶意。刘老师不领情,反而在阿雄的週记上威胁阿雄,要用同样方式对付他。

我的最新观点便是「集体沉默」其实是另一种「集体霸凌」,这样的现象从我们成长时的威权时代到解严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校园的文化始终没有改变,甚至有更坏的状态。在我的儿女读国中时代,有一所国中曾经发生过一个老师长期凌虐一个学生的事件,学生家长向学校抗议,学校当局和家长们鼓励其他学生做伪证,并且用张贴海报、献花来製造他们爱戴老师的假象。私底下有同学想说出真相时都被家长说服制止。我总是会想起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他花了很长的篇幅铺陈我们成长时代所拥有的独特的苦闷、窒息和不公不义,导致最后高中生小四在发现他的小情人为了家庭生存,移情别恋特权分子的儿子时,他忍无可忍的杀了她,口中大喊:「你没有出息!」电影看到这一段时,我浑身发抖泪水流不停。我终于明白当年被殴打的事件其实正是整个时代的缩影,戒严时代的学校像军队,也像监狱,集体的强控制,每个角落都会有不可告人的黑暗面。

说来很讽刺,我的「救赎」也来自一个国文老师,她是万华初中朱永成老师,我后来抄在小楷簿上的小说正是她送给我的法国小说之一。她欣赏我的作文,更欣赏我的领导能力,她期许我不只是一个作家,而是像台大校长傅斯年那样能够带领时代风潮、引领风骚的领袖人物。我高中联考失利,同班同学几乎全上了建中、师大附中和成功高中,只有我意外落到了成功高中夜间部,遇到了一些像刘道荃那样的老师,我变得非常愤世嫉俗,甚至人格扭曲。是朱永成老师救了我,她不停的写长长的信给我。她几乎是用哭求的方式鼓励我说:「不要放弃自己,你是我所有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位。你不要辜负了老天给你的天分。你活着是要贡献社会的,相信老师的眼光。」我一直不相信她的话,大学读了生物系,大三那年我开始陆续发表作品,真的成了作家。我虽然用了笔名,已经去了美国的朱老师却从文字中判断应该就是我。

对于不公不义的事情集体保持沉默,甚至集体掩饰不公不义,对一个孩子的伤害远大于暴力本身,如果不是因为我在成长中也不断遇到爱我、欣赏我、鼓励我的老师和阿雄这样的朋友,我应该是个内心充满了恨意、人格扭曲、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现在的我,对于当时的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所以会想用自己一生的时间和力量,来从事改造社会及提升社会良知的工作。这样急迫的心情,都是因为高二挨了老师那顿痛殴之后同学们的集体沉默。

如果读法律去卖房子,读医科去拉保险

有一天和一些不同行业的朋友们聊到现在的大学生普遍害怕毕业,因为他们对毕业后的人生没有想像,更谈不上嚮往。

为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大学教育越来越商品化,不但把科系的名称尽量改成实用的、应用的、功能性的,希望能招揽更多的学生。其实改名称只是挂羊头卖狗肉,有时候找不到专业的师资,更可能卖鸡肉和老鼠肉。这样短视近利的结果,反而使大学生应该拥有的基础知识消失了。学生并没有因此在就学期间,学到未来就业时所需要的专业能力。这是针对学校教育本身来检视,另外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是整体社会对专业人才需求的失衡,在整个不景气的大环境之下,有些工作粥少僧多,有些工作找不到适合的人才。

这时候有个律师朋友说,读法律的学生应该调整思维,不一定只能当律师或法官,应该用自己所拥有的法律知识去提升某个行业的水平,例如去从事房仲业,去当第一线的业务员,也许会成为超级房仲业务员。他们可以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协助购屋者。一个医生朋友立刻接着说,那幺学医的人也不一定要去当医生,现在医生工作辛苦风险又高,收入也不怎幺样。倒是可以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提供买保险的人从自己的身体状况去买到最适合自己的保险,也许可以成为超级保险业务员。这时候有个文化界大老笑着说,当年在中央电影公司的製片企画部规画公司拍片计画的两个菜鸟,一个是读生物的,一个是学会计的,不也是一做八、九年?大家都笑了,因为他们都知道指的是我和吴念真。

我们常常说要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如果工作和兴趣结合是最完美而理想的人生。可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兴趣是可以透过学习慢慢培养出来的。当初我的志愿填了师大生物系是因为对生命充满了探索的热情,进了大学之后也认真上课认真做每一堂科学实验。生物系的课程属于基础科学,物理、化学、心理、微积分都要读,所以如果要再读研究所,反而有非常多的选择。大学同学们的素质和程度相当高,有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是因为读不起医科才选择了公费的师大,所以对于当老师这样的选择并非是兴趣,多少都有些无奈。同学之中有诗人、古典音乐迷、运动选手、数理天才,我反而适合当康乐股长,办活动娱乐同学。同学的组合和互动才是大学四年能不能从毛毛虫羽化成蝴蝶的关键,这是我在大学时代写的小说〈蛹之生〉的理念。

我的大学生活非常丰富,天天穿着白色实验服穿梭在不同科系的实验室中埋首做实验,享受每一次科学实验所带来的理性的满足,生活中又受到同学在各方面的启蒙,我们讨论文学和音乐,存在主义的哲学书更是人手一本,我们有合唱团有篮球队,毕业时出版班刊每个人都是作家。我从大一开始就当家教或是去打工增加家庭收入,最多时每週三个家教。我后来的工作都和创作、传播媒体有关,这些表面上都和我大学的主修生物无关,事实上却是因为在大学那样自由又多元的探索之后的结果。我得到的不只是生物学的知识,因为那些浅薄的知识如果用在教学上很快就不够了,我真正学习到的是和不同人的互动和沟通,是找到了通往未来的自主学习的钥匙。离开了学校走进了複杂的社会,所有的学习才真正的开始,你的人际关係,你面临困境的突破,你的每一个抉择都引领你走向不同的未来。

大学之前的学习对我而言是怀疑、反抗和发现,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自我探索。在我的有限经验中,探索有几个方法:(一)跨领域的多元学习、(二)建立自己独特的自主学习模式、(三)结交和自己不一样的知心朋友、(四)提早进入社会打工、(五)打工时放下身段做最卑微和底层的工作、(六)认真的谈恋爱学习爱人和被爱、(七)如果有可能,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走远一点,也许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八)加入一些关怀社会的社团,找到自己和社会的连结、(九)接近和艺术有关的活动,那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十)如果你决定换科系甚至学校,勇敢去做,不要害怕错误、挫折和失败,因为这些才是探索过程的核心价值。

大学不像中学那样的被动学习,也不必像研究所那样的专精深入,大学是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尝试各种学习和生活,进而探索自我的过程,有了这些你才能充满自信和能量来决定你的下一步,决定你想要一个怎幺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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